e觀點(21)--棒球、簽賭與民族主義

老實說，如果我是媒體記者，或許我還會有點「感謝」這些簽賭放水的球員，

因為那些爆發簽賭放水的事件，讓媒體記者省下了很多找新聞的時間，也多了很多可以發揮的空間。

雖然我因為這幾年這幾次簽賭放水也寫了很多文章，但我只一個是棒球迷，

所以我真的希望這篇可以是最後一篇了－－雖然我知道得很清楚這很難。

▓ 不會還有人以為那只是偶發事件吧

陳昭穎、戴龍水，何紀賢、施昭同及楊仁明，林光宏，到這次曾漢洲及紀俊麟。

台灣的棒球在2001年世界杯再找回繁榮的景盛後，短短的幾年內就發生了3次簽賭放水事件，

這都還沒包括蔡豐安、莊宏亮及陳家偉等那些突然消失、可能只是被壓下去而沒有公開的…

充份的顯示了「簽賭放水」在台灣的職棒中，已經不是一個極少部份球員的偶發事件，

而是一個結構性的偏差－－三級棒球養成時期所養成的偏差觀念－－所導致的，

只是在職棒這個充滿商業及利益的，外在誘惑更多的環境中爆發開來而已！

這個結構性的問題，容我借在棒球國度留言板上「約翰」球友的留言來陳述：

「因為台灣不正常的棒球隊環境，這些球員基本上加入棒球隊後，就幾乎不念書了，

人生只剩一個選擇：棒球！(可以想像一個人在小學的時候人生就定型的那種絕望嗎？)
同年齡的小朋友還在探索自己的潛能的時候，他們的人生就只剩下棒球，心裏真的不會感到不平衡嗎？
如果球打得不好，也沒別的一技之長，

擔心出社會比不上別人的這些球員，會抱著能撈就撈的心態參與放水，就不令人感到意外了，
再加上放水被抓最多關幾年就可以出來，也不痛不癢，很多有問題的球員後來去做生意也做得不錯
為什麼不賭一把？反正代價不重！

放水球員抓不勝抓，是因為結構性的問題一直無解，

抱著能撈就撈心態的球員層出不窮，其實怎麼抓都抓不完，
但是就像犯罪心理學家所認為的，犯罪者大多有不正常的成長背景。
同理可證，有一件事要先做：

還給球員一個正常的童年／青少年！

不要再用殺雞取卵的方法來換取國際比賽的好成績；
不要再去管這些小朋友去國外比賽得第幾名；
不要再用集中住宿的方式去葬送這些小朋友的童年／青少年；
不能只怪這些球員自甘墮落，你我都是放水事件的幫凶！」

在這種物化、偏差的環境下養出來的選手，

一但外在的控制力降低（成為職業選手後，球團不可能再像學校那樣管那麼嚴），
再加上環境的誘惑力更強（利益直接的找上門來，不用再間接的透過父母及領隊），

最後有部份球員會出事，當然就是必然的現象！

而如果我再更進一步的去檢視這個結構性問題的成因，

其實多少也跟台灣一直以來所處的國際及政治環境有不可分割的關係..

長期以來，台灣在國際社會的處於弱勢的狀況使得人民普遍的存有自卑的心理，

而棒球，卻適時的（在1970-80年代的三冠王時期）讓台灣的人民有了一吐怨氣的機會，
看著我們三級棒球痛宰美國小朋友，彷彿就好像是我們對萬惡的老美（1972年中美斷交）也出了一口氣一樣，
因此，在民族主義情緒的發酵下，
棒球自然也就從一項單純的運動競技，變成了一個民族主義情緒發洩的工具；

那些打棒球的小朋友，也就從快樂享受的運動，變成必須要背負著民族主義的沉重壓力...

就是為了要遂行那股內在既自卑、外表卻又很自大的民族主義的情節,
（拼命要讓台灣在國際上出頭、讓大家知道我們是很強以及迫不及待證明自己的實力等）

因此那些可以讓台灣揚名國際的少棒選手，
就變成要不惜一切（集中住宿，只教棒球不教課業等）也要拿到好成績，而且還只准成功不准失敗...
這樣的童年，不說也知道當然就是即為扭曲的
－－而這些經過扭曲童年的小朋友，在長大後有部份人會出現偏差的行為，當然就不足為奇了!

什麼時候，我們的棒球（或其他運動），
才可以擺脫民族主義的枷鎖，讓棒球就只是棒球？

再回頭看看現在的王建民熱，簡直就好像70年代的威廉波特熱潮的再版，那情景熟悉到讓我心驚：
台灣民眾一樣熬夜看電視轉播，

一樣看著鏡頭上的僑胞（或留學生）揮舞國旗而叫好，

一樣的在隔日與周遭的每一個人討論著前一晚比賽的勝敗，

一樣的當比賽贏了就好像慰藉了我們苦悶的生活，而若輸了比賽就好像生活就更加的苦悶，

一樣的在比賽日是棒球迷，非比賽日就好像跟棒球一點關係也沒有…

（只是王建民四到五天就出賽一次，威廉波特一年就那麼一次）

我想，「讓回棒球就回歸到棒球本身」的那一天，還要很久很久...

而在那之前，我們的職棒，就算採取了很多的外在控制機制（增加管理、法律威嚇等）去防弊，

可能頂多也只是事倍功半而已！